意大利人萨拉：从“中国迷”到“中意你”******

　　(新春见闻)意大利人萨拉：从“中国迷”到“中意你”

　　中新社昆明2月3日电 题：意大利人萨拉：从“中国迷”到“中意你”

　　作者 罗婕

　　在中国生活了13年的萨拉(Zago Sara)，近日回到家乡意大利戈里齐亚与家人团聚。春节过后，她和阔别许久的朋友们到中餐馆聚会，向他们介绍“中意你”的新伙伴和他们在中国的故事。

　　两年前，萨拉与中国好友王心怡在云南昆明发起“中意你|Kunming-Italia”主题分享活动，成为新冠疫情期间两国民间文化交流的新窗口。

　　来中国前，萨拉已是一个“中国迷”。大学时，她开始学习中文，并爱上中国历史文化。2010年，她通过交换学习的机会来到中国，并决定留在昆明一家企业谋求发展。

　　“这里四通八达，自然环境优越，和我的家乡十分相似。”享受着“春城”生活，萨拉笑说，“云南是我想住一辈子的地方”。

　　如今，萨拉从事意中两国间的跨境贸易，成为中国意大利商会成员。她将自己的事业比作一座桥梁，“让两国企业了解彼此市场，创造更大的商业价值”。

　　中意同为文明古国。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最多的国家之一，意大利将手工艺视为国粹。萨拉对传统手工艺情有独钟，2018年，她决定在中国创业，推动意大利手工艺品进入中国市场。

　　“云南的古老手工艺也带给我巨大惊喜。”行走云南多年，萨拉收集大理扎染、丽江银胎掐丝珐琅器等一众极具民族特色的非遗工艺品，计划作为展品向意大利手工艺展会推介。“但当时受疫情影响，计划只得搁置。”

　　2021年，王心怡从意大利回到中国。王心怡是一名策展人，在意大利学习生活11年，从事两国间的文化、艺术交流推广。萨拉说，“我们看法一致，疫情能阻碍人员往来，但不能阻挡人文交流。”

　　于是，两人一拍即合，共同发起“中意你”活动，吸引对中意两国文化感兴趣的多国友人，一同感受文化碰撞，加深彼此了解，打破刻板印象。

　　“看见差异是相互理解的开始。”一次“中意你”的电影文化主题交流让王心怡印象深刻，“看完中国新派武侠的传承之作和充满‘意国风情’的经典影片，大家从美学呈现聊到电影所表现的价值观，对两国文化的认知更进一步”。

　　王心怡表示，“中意你”创办两年来，以电影文化、女性力量、饮食文化、旅游记忆等话题举办十余场活动，吸引数百位中意文化爱好者。

　　回到意大利后，萨拉萌生新想法——将“中意你”落地意大利。“我想重启计划，推广云南工艺品到意大利。相信不管是商品贸易还是人文交流，都将迎来新机遇。”萨拉说。

　　春节期间，意大利罗马、米兰、威尼斯等多个城市举办庆祝活动，盛大而热闹的场景让萨拉感受到，当地人对中国文化充满好奇和热情，“可以期待‘中意你’的种子在意大利萌发新芽”。(完)

钱钟书杨绛印象记******

　　邓国治

　　说真的，那天跟着朋友去南沙沟，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采访一下钱钟书、杨绛夫妇。没想到，才得进门，钱老便先申明：“你们作为朋友来访，我这里当然欢迎；若是为的新闻采访，那么，恕不接待。”

　　我只好换掉了身份，从记者变成读者。其实，首先还是读者，正是读了二老的著作，才产生了想采访的愿望。

　　正好杨绛也在家。读过她的《干校六记》，脑子里先有了一个爽朗、幽默的印象，待得见面，却是位恬静、温柔的女学者。几十年风尘仆仆，她依然还是当年东吴大学文学院女生那种南国闺秀形象。钱老把我们介绍给老伴，随即笑说：“一听说记者，我先是吓一跳。后见他们来意甚善，这才没有用‘太极拳’的方式……”“太极拳”者，是指拳中的“推”式——拒而不纳也。

　　钱老说：“我不愿意宣传。我今年70多岁了，我只想抓紧时间，多做一点事。宣传，只能给我帮倒忙。《围城》出版后，报纸上一登，就平添了那么多来访的、来信的，向我要书……”

　　《围城》从1947年上海初版后，接着两年又印了两版，此后暌违30载，直到1980年才出了新的一版，印数13万册，几乎未出月就销光；新二版已于不久前印出。除了国内出版的，和香港有它的“盗印”本外，译成外文的，便有英、俄、日、德等国文字。《围城》影响可谓大矣。

　　杨绛抗战时期写过剧本，建国以后翻译过多种文字的外国文学名著，著名的《唐•吉诃德》、《吉尔•布拉斯》等都是她翻译的。近年来，开始转向写小说、散文，她诙谐地说：“这两年，眼睛花了，懒得看小字、查字典，所以就自己写点即兴文字——我这也是个偷懒的办法吧，实际上是不务正业！”——她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

　　这一“不务正业”，使我们看到了杨绛的许多新作。《干校六记》由三联书店出版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将出版《杨绛小说散文选》。她的文字，情真意真，读来十分亲切；而那幽默诙谐的风格，又让人想到她所有翻译过的塞万提斯、勒萨日等人的文章。尽管钱老在他为《干校六记》所作的小引里说到“《浮生六记》——一部我很不喜欢的书。”《干校六记》还是让人想到了《浮生六记》，也想到了《项脊轩志》、《泷冈阡表》一类古代散文中的名篇。尽管时代不同，内容各别，但一个“真”字却是共同的，也是最能揪动人心的。看似身边琐事，细小，甚至是絮絮道来，但由于这一“真”字，就使你不但不觉琐细无聊，反而像置身其中，与主人翁共同欢乐，共同叹息，共同着急。我喜欢杨绛的文章，我想，最最主要的便在这个“真”字上。

　　“文如其人”，钱老夫妇待人接物，也同他们的文字一样——如果能够这么类比的话。虽是初次见面，但不大功夫，二老就同我们谈得很坦率，很真诚。听说我喜欢书画，还一次次地从书柜里取出外国朋友赠送的外文版中国画册，不厌其烦地一页页翻给我看，讲给我听。杨绛已逾古稀，比我年长整整一倍，而她对我们说话，就像同朋友一样，真切而随便，使你立刻摆脱了拘束。钱老也如是，说起近年来杂务缠身，以至有些读者来信顾不得细细作答时，他回身从书桌上翻出一封来信，指点着给我们看：“这是一个20年前就来过信的读者。喏，你们看，他这里还责备我，为什么20年前你的回信那样热情洋溢，现在却做不到了。他说这很让他失望……”

　　其实，这是错怪了钱老。人的精力、时间毕竟有限，且不说经过这20年下来钱老的身体不用秘书、助手，而近年来会议、头衔的有增无减，又要占去他大量有用的时间。钱老给我们看了一大堆各色各样的请柬，什么“吴敬梓研究会”、“水浒研究会”，还有许多的会议通知……他说：“现在我什么‘会’也不想参加，我只是想尽量多做一点工作，写一点东西。国外有好几处邀我去的，我也不想去，都婉谢了……”面对这几年来盛行的出洋“考察”风，和争头衔、排名次等等一系列的讲究，我感到，面前的这位老人是如此可敬！

　　而钱老治学广博与严谨，也的确令人肃然起敬！他是1937年英国牛津大学的副博士，精通多门外语——他只是自谦地说：“那时要考学位，除主攻一门外文外，还必须兼通两门外语。”意思这不过是环境使然罢了。而其实，精通外语到能写作的程度，这可不是一般的功夫就可达到的。尤为难得的是，他同时还精熟中国文学，包括深奥到诘屈聱牙的一些古代文史哲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四部头的《管锥编》，就是他对《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等十多部历代有关著作与西洋文学哲学著作进行比较后的一些札记，里面有不少新的见解和有趣的比较。这里，十余部中国古代史专著与英、德、法、意、拉丁文5种外语的引文，不论是纵是横，都可以当得上洋洋大观的了。

　　而钱钟书先生，除了融汇古今，博通中外，他还写得一手好书法，有深厚的艺术修养。杨绛，则与其说是贤内助，不如说首先是同志，是志同道合的伴侣。

　　因为是“印象”，因为钱、杨二老的反对采访而使我在交谈中没有作一言半语的记载，所以，我只是想到哪里，写到哪里，也不一定说清了些什么，有些事实也未经核实。而且，最根本的还在于未曾征得二老的同意。但，心里有些印象，不写总觉得不舒坦——这也是文人的一种劣根性吧。姑存于此，且待骂声。

　　(198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