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政协委员建言擦亮历史文化“金名片”******
中新网北京1月17日电 (记者 杜燕 刘文曦)今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擦亮历史文化“金名片”。正在召开的北京市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上,委员们围绕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文化遗址保护、历史文化建筑管理等建言献策,以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增强大国首都文化软实力。
“要以高度的历史担当,加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来自文化艺术界的新委员杨家毅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馆长,他称,北京城是中国都城发展的杰出典范,是“天人合一”“和合共生”等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理念的集中体现地,也是世界文化遗产集中承载地,因此要全面系统地加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既要系统梳理并保护好各类文物,也要保护各类建筑遗存,还要保护历史水系、道路等遗存。
在他看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还要正确处理好保护和民生的关系,不能忽视生活在这里的人。协调好城中居民生活,调动其保护意识,使其成为景观中动态活力的一部分,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应有之义。
“东胡林遗址是探讨中国北方旱作农业起源的最重要考古发现,是中华民族雄踞欧亚大陆东部的基础保障。由于种种原因,遗址保护及开发利用工作进展缓慢,遗址保护现状与其世界级科学价值和巨大影响力很不相称。目前,遗址的抢救性保护迫在眉睫。”民盟北京市委秘书长严为呼吁加大力度实施保护利用。
东胡林人遗址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东胡林村清水河北岸,是继北京人和山顶洞人旧石器文化遗址之后的又一重要发现。严为建议,北京市政府把加强遗址保护纳入全市重点工作,将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作为深化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以此带动遗址保护利用升级工作。同时,要加强对遗址利用的专题研究和规划,运用现代技术,扩大发掘面积或调查新的同期考古遗址并进行发掘,为后续建设国家文化遗址公园和主题博物馆奠定基础。同时,要借助主流传统媒体、新媒体等将东胡林遗址文化推向世界,有效扩大中华优秀文化影响力。
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杨利慧谈到,目前没有进入非遗名录的民俗文化多少受到冷落或忽视,建议北京进一步完善首都非遗的保护机制,以切实推进其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也为国内以至国际的非遗保护提供“北京样本”。
她认为,可以鼓励“非遗在社区”的理念和相关实践,彰显非遗与民众活生生的日常生活的关联性,更有利于维护和营造非遗传承发展的良好生态。可以设立专项基金,对各地的完整非遗资源,不仅仅是代表作项目,开展系统的搜集、整理和建档保护。同时,打造数字化的“北京非遗之旅”文化地图,规划设计数字化的“北京非遗之旅”,让北京的普通百姓和传承人讲述非遗故事,任何人按图索骥亲临传习所现场,实地观摩其技艺展示,通过这样的方式展示非遗的独特魅力。
根据今年的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北京将立足文化自信自强,做好首都文化这篇大文章,更好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系列解读⑮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 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作者:辛翔飞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要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现阶段,主产区在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中的根基性地位愈加凸显,但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面临诸多困境。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对于夯实我国粮食安全根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我国粮食安全保障对主产区依存度显著升高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粮食产销区域格局发生了重大历史性变化,主要特征是:主销区粮食自给水平显著降低,产销平衡区粮食产需缺口持续加大,主产区成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的主体支撑。以当年全国人均粮食产量为自给标准计算,1978-2021年主销区粮食自给率由93.57%降至19.91%,粮食产需缺口由297万吨增至11800万吨;产销平衡区粮食自给率由87.29%降至78.40%,粮食产需缺口由851万吨增至3200万吨;主产区粮食自给率由106.65%升至139.33%,商品粮调出数量由1280万吨增至15000万吨。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巨大的粮食产需缺口均高度依赖于主产区的生产供给。
主产区经济社会及粮食可持续发展面临诸多困境
多年来,虽然国家不断加大对主产区发展的支持力度,但由于粮食生产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低,主产区大多数省份仍处于“粮食大省、经济穷省”的窘况之中。较为突出的表现在:一是经济发展相对滞后。1980-2020年,主产区GDP增长204.14倍,成就显著,但明显低于主销区286.66倍和产销平衡区234.96倍的GDP增幅。二是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偏慢。自1994年税收制度改革至2020年,主产区地方财政收入增长38.64倍,明显低于主销区48.49倍和产销平衡区42.20倍的地方财政收入增幅。三是地方财政支出能力偏弱。1994-2020年,主产区人均财政支出能力与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的差距均显著扩大。1994年主产区财政人均支出水平为269.3元,比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分别低337.0元和32.6元;2020年主产区人均财政支出增长至13477.8元,但与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的差距分别扩大到4022.0元和2686.8元。四是粮食生产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功能弱化。改革开放后,在国家政策支持下,粮食生产发展在农民收入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2010年,主产区13个省份中有6个省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此后,受国内外粮价倒挂冲击,粮食生产的增收作用减弱。2020年,主产区中仅有山东、辽宁、江苏三个省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黑龙江、吉林、河北等产粮大省的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转变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五是人口吸引力偏弱。1980-2020年,主产区人口增长了29.01%,明显低于主销区103.20%和产销平衡区43.64%的人口增幅。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主产区人口的大量流出,劳动能力较强的中青年人口和男性人口占比下降,劳动力较弱的老龄人口和妇女留守人口占比增加。上述方面问题的存在,均不同程度影响着主产区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根基的稳固,亟须通过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加以解决。
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思路
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应加强顶层设计,明晰政策目标,坚持贡献与补偿相匹配,加大补偿力度,完善补偿保障机制。
加强顶层设计。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涉及中央和地方、主产区和非主产区、生产和消费、市场与政府等方方面面,需坚持一体设计、统筹协调、综合推进,确保政令一致,防止顾此失彼或政策内耗。
明晰政策目标。从国家粮食安全利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利益和区域生态利益等多维度综合评估主产区粮食生产的贡献价值,坚持贡献与补偿相匹配、补偿与粮食根基巩固相适应的原则,确立明晰的政策目标和时限,力戒将“合理补偿”“尽快实现”类政策原则虚化为政策目标。
健全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机制。现阶段,仅靠中央财政难以实现让主产区种粮不吃亏、得实惠的目标,必须建立由中央和受益地区共同负责的补偿机制。在补偿总体目标确定下,明晰划分中央财政和受益地区各方应承担的补偿责任。对于中央财政所承担部分,由国家通过健全资金保障机制,确保补偿资金足额到位。同时,对存在粮食产需缺口的地区,由国家按受益规模确定补偿标准和统一归集补偿资金,按贡献度对主产区进行补偿。
健全主产区经济发展助推机制。主产区粮食生产根基的巩固,以及其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状况的改变,既要靠利益补偿机制“输血”,也要靠其经济提速增效增强自身“造血”功能。国家应在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同时,加大力度健全主产区经济发展助推机制。一是支持主产区率先建成农业强省。鼓励主产区加强现代农业建设,进一步夯实粮食生产根基,并利用粮食等农产品生产优势,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做强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在建设农业强国中走在前列。二是支持主产区加快经济转型升级。鼓励主产区“弯道超车”,抢占新技术应用制高点,大力发展节地节水高效集约的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形成后发优势。三是支持主产区提升现代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加大对主产区现代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的支持力度,增强区域发展吸引力和竞争力。